
一、汉魏时期——中日关系萌芽
第二次:正始4年(243)卑弥呼派使节8人到洛阳,献上生口、倭锦、绎青嫌、绵衣、帛布、丹木柑、短弓矢等。魏帝齐王芳沼赐黄幢1顶,正始8年(247)由带方郡太守王顾送到日本。这是中国使者第二次赴日。
第四次:正始9年(248)卑弥呼死后,女王壹与派率善中郎将掖邪狗等20人送张政等回国,献上男女生口30人,贡白珠5000孔、青大句珠2枚、异纹杂锦20匹。
二、中国南北朝时期,大和国统一日本,中日之间形成朝贡关系。
公元3世纪末,以大和(今奈良)为中心的畿内地区,兴起了一个大国。因位于大和地区,史称大和国。大和国于4世纪末至5世纪初基本上统一了日本。
公元413年,即大和国在朝鲜战败后的第六年主动和中国建交,一直到公元502年,曾先后13次向东晋、宋、梁各朝遣使朝贡,请求册封。自泰始2年(公元266年)至东晋义熙9年(公元413年)中国史书上中断近150年的日本朝贡记载重新开始,出现了中国史书上所谓的“五倭王时代”。
三、隋唐盛世,日本屡派“遣唐使”大举学习中国文化。
随着部民制的衰落,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加深,社会危机日益严重。日本皇室为汲取隋唐王朝统治经验和先进的科学文化,多次遣使到中国和唐朝修好。自舒明天皇2年(公元630年)至宽乎6年(公元894年)间,共任命遣唐使19次,其中成行并到达长安的有13次。
遣唐使团初期分乘2艘船前往中国,每船载120人左右,后期大抵乘4船同行。使团成员利用在唐一年左右的时间,积极学习唐代科学文化知识。遣唐使还起到了贸易使团的作用。遣唐使还有—个重要的任务,那就是送留学生和留学僧入唐学习,接他们学成回国。所以说遣唐使对日唐文化交流起了很大的作用。
四、宋元时期中日两国的交往。
公元1260年忽必烈(成吉思汗之孙)成为蒙古国王。公元1267年迁都燕京(后改称大都,即北京)。公元1271年改国号为元。公元1268年他命高丽使者持书赴日,书中表面上要求建交,实质是效令日本朝贡。京都朝廷几经研究,末予回答。公元1274年和公元1281年,忽必烈两次派兵征服日本,结果都应为台风而失败了。中日关系遂告中断。
五、明朝时期复杂的中日关系:倭寇与勘和贸易
公元1369年(明洪武2年,正平23年)3月,倭寇与沿海海盗抢掠山东、江浙、广东,朱元璋派杨载带国书赴日交涉,要求征西将军怀良亲王镇压倭寇。怀良亲王非但不理,反拘杀明使,自此倭寇更猖獗,竟经山东南下,转掠浙江温(永嘉)、台(临海)、明(部县)诸州、及至福建沿海。时怀良亲王又暗助明左丞相胡惟庸谋反,图谋“一举干掉明主”。公元1387年(明洪武20年,元中4年),宁波卫指挥林贤借日兵助胡惟庸谋反事件被揭露,明太祖遂绝日本贸易,严海禁,遣将剿御倭寇。
应永15年(公元1408年)义满死,其子义持继任将军后,立即改变对明的外交贸易政策,中断日明关系。此后倭寇劫掠明沿海的活动又继猖獗。正长元年(公元1428年)义持死,新任将军义教决心恢复日明邦交,永享4年(公元1432年)任命入日明僧龙室道渊为正使,携带国书赴明。次年(公元1433年)5月龙室到北京,向宣宗献方物和国书,在北京签订《宣德贸易条约》,以代替《永乐条约》条约规定10年一贡,贡船不超过3艘,人员不超过300,刀剑不超过3000。同时以宣德勘合代替永乐勘合,此后日明贸易正常进行。
六、明末清初,明朝两度出兵朝鲜打败丰臣秀吉,德川实行锁国策,中日两国官方交往中断。
德川幕府成立初期,为获得贸易利润,充实财力,准备消灭丰臣遗族及异己势力的内战,以树立全国统一的专制政权,继续采取织田、丰臣时期的开放政策,鼓励海外贸易。1615年发给赴日的广东、南京商船朱印状,予以贸易自由,并托明船带信给福建总督,向明朝提出讲和恢复勘合贸易的要求,以谋结束丰臣秀吉以来对中朝两国的敌对状态。明朝因倭寇及丰臣的侵扰,对日十分警惕,且国内形势不稳,厉行海禁,拒绝幕府要求。
七、鸦片战争与明治维新前后,中日关系的变化。
1871年11月30日,由琉球宫古岛民的两艘船组成的进贡船离开琉球[注19]那霸港驶向中国,中途遇暴风,漂流海上,一艘幸还,另一艘漂到台湾西南海岸高山族牡丹社的八遥湾。该船共有船员69名,其中3名淹死,66名登陆。但登陆船员中,54名被高山族杀害,12名逃出,在风山县受清政府官兵保护。1872年7月被清政府送回到那霸。

